大学工程新专利如何为制造业升级“添把火”？

6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从联合攻关、样机试制到规模化生产，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经理李婷始终对这次成果转化充满信心。

“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大型、复杂曲面零部件高效高品质制造，离不开大功率激光加工装备与技术。我国汽车产销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技术、高端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激光焊接、切割关键工艺及成套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华中科技大学研发团队经过十多年技术攻关，在汽车复杂构件的大功率激光三维切焊系列技术领域取得了多项关键成果。华工激光知识产权团队通过积极策划、沟通协调，最终促成双方认可的成果转化方案落地实施。”李婷表示，项目的成功转化，使得激光加工高端装备自主生产成为现实，也扩大了企业影响力，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这是近年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为经济发展积累新动能新活力的典型代表。高校传统工程专业成果转化，目前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创设更优外部环境、激发科研人员内生动力，让大学工程试验场里的新专利真正为制造业升级“添把火”？

模式选择，如何缩短周期降低风险

“启动……停！”在北京地铁八通线，利用深夜停运时间，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杨中平、林飞一边指挥、一边紧盯仪器表盘，正忙着与团队进行测试。

“轨道交通系统能耗过程解耦与能效提升关键技术”，这一稍显拗口的名词，凝结着杨中平团队的多年心血。“这项技术可以用于既有线改造，也可以用于新线投产，总体节能可达12%，”他介绍，“同时还优化了多项地铁运行性能，如降低列车与轨道摩擦，降低温升，减少列车运行时的粉尘污染；减小供电网压波动，提升自动驾驶时的停车精度。八通线提升运能、追加发车后，对旧的变电站功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运用这项技术则可以通过峰值功率补偿，有效‘削峰填谷’；万一牵引供电停电，这一技术还能消除列车被困隧道的安全隐患。”

然而，这项“学校企业都看好”的科技成果转化，却经历了一番“小波折”。

杨中平透露，基于校企长期合作的信任，学校团队和地铁公司起初拟以技术入股形式，共同成立联合公司以促进成果转化。但是，国资企业出资金，涉及国有资产相关法律法规问题，部分法规政策不明晰而产生的“可能风险”，让转化一度停滞。

股权、法规、产品投入，一份份可行性报告只能被尘封。时间不等人，杨中平团队只得另谋新路——依据学校允许团队现金出资成立企业开展成果转化的政策，成立北交本有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团队自筹资金”模式，使公司有了启动资金。“如果做好了，将来相关主体可以整体收购。”他表示。

“除这种转化方式外，还有两个办法：一是和投资人、民营企业联合成立公司；二是采取直接技术转让或许可模式，这种模式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中更为常见。前者适用于链条长、周期长、投资大的项目，高校科研人员一般看重其未来前景和估值，前期企业现金压力不大；后者更倾向于一次性转让，采取转让费形式使资金一步到位。”北京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王欣介绍，从科技成果转化案例的实际情况看，模式一涉及金额大而相关项目少，模式二则涉及金额小但项目数量多。

王欣透露，目前从法规制度来讲，风险管理已较为完善，但部分环节落实所需时间周期较长，会给转化造成一些困扰。“从‍‍国家法律法规、各部门规章制度来看，国资管理问题‍‍已基本理顺，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个别阶段，‍‍转化还会受一定约束。如教育部规定学校股份原则上5年要退出，但转化公司发展到第5年时，可能正处于业务上升期，并不是股权退出的最佳时期，而回购高校股权也会给转化企业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

中试熟化，“降本增效”怎样达成

确定转化模式只是第一步，从实验室成果到生产线，技术上的磨合、熟化才是关键。

李婷介绍，协议达成后，学校与公司会发挥各自专长推动成果转化。公司为学校提供了工艺、设计、制造、系统集成等方面的方案设计与生产设备，学校为公司提供了光、机、电、计算机、测控等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指导和数值模拟，双方合力，最终能够在工艺机理、控制技术、功能部件、结构装置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

“在攻克了三维复杂薄壁构件激光焊接技术中气孔缺陷、薄壁热变形等难题后，公司开始着手提高工艺的稳定性、精准度和可控性，并且搭建了用于高端激光切割与焊接工艺研发的装备平台，启动了样机试制工作。经过不断打磨和调试，公司具备了大功率激光焊接与成形工艺、激光焊接过程智能检测与控制的能力，实现了面向高强钢和铝合金等材料轻量化车身的大功率激光焊接生产线，以及高速五轴激光切割装备的批量生产。”李婷说。

“为什么那么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最根本的还是成熟度问题。”武汉智能装备工业技术研究院董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李斌表示，如果参照国际通行的1至9级就绪度标准，直接可以产业化的成果应达到8至9级，而大多数工程科技成果在初始阶段只有1至3级，“即使是优秀的工科院校，通常也只有4至5级。如果3级就想投产，那成功概率很小。”

李斌分析，正如“青苹果”一步步变红，对于熟化过程而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成本及稳定性。“科研成果评价的核心是创新性与原创度，既不用过多顾及成本，也不必考虑是否长期运行。然而，上生产线的，面向的主体是客户，则需要在提高产品稳定性、可靠性的同时降低成本。”

“轨交技术对可靠性要求极高，我们从实验样机开始，一步步修正，先做小功率，后到车辆段测试，再在正线上利用非运营时段测试。”杨中平坦言，“通过转化，团队受益最大的，是让我们更能以用户视角践行‘从工程中来，到工程中去’。之前我很担心所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写不出高质量论文，如今有了现场的‘思维碰撞’，学生都说，‘不是找不到问题，而是忙得做不过来’，考虑的问题也变成了‘难点该怎么处理更好’。”

“从发展思路讲，虽然学校规定收益的10%归学校，90%归团队，但我们一定要做强技术，而不是‘赚钱就走’。当然，也要有超前视角，研究的实际问题要与理论前沿保持一致，一线遇到的问题也要用最新理论解释解决。”杨中平说。

服务对接，如何做好供需匹配

“从科技研发到市场推广全过程，需要‘政产学研用资’等多方共同合作，系统运用技术、法律、市场、政策等各方面知识。其中，科技服务的作用不容忽视，它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加速知识转移和对接，最终促成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李婷表示，在本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华工激光知识产权团队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深度挖掘和探索合作双方技术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条件和目标价值等，最终助推成果落地开花。

李婷认为，技术转移“牵线人”提供的科技服务应以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为基础，为不同转化阶段与不同类型需求定制服务内容，强化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服务供给，确保科技服务业务与科技成果转化需求高度匹配。

“转移经纪人提供的对接服务是否精准，一是要看对技术需求的定位是否精准，能否找到技术难点；二是看在成本控制、知识产权归属方面是否能提供多种可能方案，持续对接，优中选优；三是看能否帮助专家与企业搭建沟通桥梁，做好充分对接，让企业更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避免可能出现的矛盾或纠纷。”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中部中心）技术经纪人官德华如是说。

“部分高校需进一步加强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及人员队伍建设。”王欣表示，“现仍有不少高校技术转移相关职能部门混杂着其他科研管理职能，导致无法一心一意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从事转化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需要较为扎实的相关学科专业知识背景，也要熟悉转移转化政策、知识产权或法律相关业务知识等。但多数高校现有的人员数量、质量均无法满足工作的实际需求。”

李斌表示，在“牵线”时，地方科技服务机构应发挥平台作用，“工信部在各地设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就是通过加强软硬件建设，搭好中试、熟化的技术平台，发挥服务高校和企业创新转化的作用。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企业不仅应提供孵化的物理空间，还应配套更完善的中试硬件平台、技术团队，为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助力赋能。”

●链 接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他们这么做

江苏：科技成果网上“店铺”促进信息衔接

江苏省实施产业教授制度，选聘科技企业负责人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引企“入教”、引企“入研”，推动高校与企业创新资源深度对接；组织全省90余家高校在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开设科技成果网上“店铺”，通过信息发布会、科技洽谈会、科技成果展示会等方式，加强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需求信息有效对接；组织开展高校技术经纪人培训班，400余人获得“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证书”，促进技术经纪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深入实施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组织全省高校与国内外创新主体和创新力量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各类协同创新中心，不断完善国家、省、高校三级协同创新中心体系。

中国矿业大学：明确成果转化工作量标准

中国矿业大学成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导小组，围绕专利开放许可、高价值专利转化、专利评估、人员培训等完善实施方案；成立实体化运行的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依托学校“力行计划”、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等，选派200余名优秀科研人员深入企业一线了解行业发展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发挥职称评聘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设置“产业型”专任教师岗位，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量标准；出台《技术经理人管理办法》，加强专业人才遴选招募，促进学校技术经理人队伍发展；为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专门的小试、中试和产业化基地，实现“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技术应用—成果产业化”全过程无缝衔接。